筱塚良雄在東京地方法庭上揭露日軍細菌戰的罪行

　　筱塚良雄，原日本關東軍731部隊少年隊隊員，曾參與培養跳蚤、投放細菌以及人體實驗等罪惡活動。戰后在日本社會開始追究與思考日本軍隊使用生物武器罪行，并協助中國的731細菌部隊受害人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賠訴訟的時候，他勇敢地站出來在法庭作證，以親身經歷揭露日軍細菌戰的罪行，在日本及國際社會均引起很大反響。

　　日本侵華期間我一直在731部隊服役。從1939年開始，作為該部隊的一員，使用各種殘虐手段殺害和傷害了許多中國人。

　　少年隊的教育主要是學習防疫給水的任務、消毒法、滅菌法、人體構造學、血清學以及細菌學等，講義每次都收回，筆記也不準記。在進行毒物教育時，讓我們直視給兔子注射硝酸番木鱉鹼或青酸鉀鋁、砒霜等后，兔子痙攣、死亡的樣子，誰閉眼睛鞭子就會落在頭上。細菌實習的時候，如果使用死亡病菌怕我們精神不集中，所以常常使用生(活)菌。這樣，少年隊接受了基礎的教育，在實際工作中也擔當了角色，受命做各種工作(后述)。

　　我從1939年5月進入731部隊以來，一直是少年隊的隊員。1941年7月，正是關東軍舉行特殊演習(稱作關特演)之時，因人數減少，少年隊宣布解散，隊員被分配到各班。我被分配到第四部第一課的柄澤班，負責化學武器的管理，增發25日元的危險補貼。柄澤班的主要任務是制造細菌。從1940年5月開始，少年隊員們幾乎都歸田中技術員直接指揮，被動員生產跳蚤。田中筱田班(昆蟲班)在ロ號棟三樓的暗室進行作業。暗室里擺放著同石油罐大小相當的罐子，里面放有帶殼的小麥，再把裝在籠子里的黑老鼠放進去，老鼠就成了跳蚤的寄生體。暗室的濕度超過70%，體感溫度超過40度，暗室作業者一律裸身著白裝，里面的臭味和高溫使人只能堅持30到40分鐘。我的工作是觀察罐中是否有死去的老鼠，如果發現死老鼠，就用活老鼠取代。這年的8月末，開始在暗室里把小麥中的跳蚤分離，先抓走老鼠，再把小麥和跳蚤放進西洋式的陶瓷浴缸里。這個浴缸很大，大人進去都很寬裕，浴缸的底部有一個洞，下面放有玻璃制的容器，浴缸的一側點著紅燈，跳蚤的習性是向暗處跑，再一邊用小棍攪拌麥麩子，一邊用干燥機送風，這樣，跳蚤就鉆進容器里，形成一個團狀。生產的大批跳蚤利用731部隊航空班的飛機運往南京。

　　1940年7月間，731部隊向中國華中地區派遣了遠征隊。各種器材如高壓滅菌器、干熱滅菌機、克霍鍋(以德國細菌學家克霍命名的鍋)、玻璃器皿、材料、藥品等各種器材以及部隊人員都是利用731部隊的專用鐵路線裝上火車運往南京。1940年9月，新京(今長春)流行鼠疫，從當月到10月，石井部隊派人去了新京，我是其中之一。在新京受命捕捉老鼠，抓到老鼠后調查是否有鼠疫菌的存在。

　　使用石井式培養箱大批量生產細菌是在ロ號棟一樓進行的。我們稱ロ號棟的前面是三號棟，后面的是五號棟，三、五棟的設備是共用的。各棟里有材料室、材料準備室、玻璃器皿洗刷室和10坪(每坪約3.3平方米)左右用玻璃封閉的無菌室，以及孵化室、大型高壓滅菌機(10臺)、溶解培養基的溶解鍋、冷卻槽等。

　　搬運培養箱時，從高壓滅菌器到冷卻槽間有軌道，到無菌室或孵化室用鏈條傳送帶。在三棟的一樓還有制造蒸餾水的蒸餾裝置和值班室。大批量細菌的生產都是利用石井式培養箱培植出來的，所謂“用普通瓊脂培養基增殖共性、烈性菌”就是利用這種培養箱培養出來的。我參加的大批量生產的傷寒、副傷寒、赤痢菌、霍亂菌、鼠疫菌、脫脾疽菌等都是使用石井式培養箱，它的本體和部件都使用抗銹性強的輕金屬制成。

　　我經歷的大批量生產細菌的時期和生產細菌的種類，除前述1939年的情況外，概述如下：

　　1.從1940年7月始的11個月期間，大批量生產了傷寒菌、副傷寒菌和霍亂菌。

　　2.1941年5月，大批量生產了鼠疫菌和脫脾疽菌。同年7月到9月，大批量生產了傷寒菌、副傷寒菌和霍亂菌。

　　3.1942年4月到5月，大批量生產了脫脾疽菌和鼠疫菌。同年6月，大批量生產了傷寒菌、副傷寒菌和霍亂菌。

　　大批量生產細菌的時候，同伴們都說“作命”、“檢驗”等略語。“作命”是“關東軍作戰命令”的簡稱，“檢驗”就是把細菌投入使用以檢驗細菌戰的威力。我就親身接受過“關作命第××號”。幾乎所有從事細菌生產的隊員都知道大批量生產細菌的作戰命令。在采集細菌時班長總要指示“讓雜菌小小的”，隊員們都曉得如果混入雜菌，菌苗就不能使用。但是這些細菌送到那里，如何使用，直到最后，上司們也沒有講。可是，731部隊利用石井培養箱生產細菌，用飛機投向中國，或者在地面散布，使中國人染上疫病造成大量死亡的目的，下級隊員們還是清楚的。大批量生產的細菌除了由三谷班干燥一部分外，都送往南京等華中地區。

　　我最初聽說“馬路大”這個詞是在入731部隊少年隊不久的1939年6月。夜里見到車燈光和聽到響聲，于是內務班長說：“不準去走廊，都回到屋里，這是在搬運‘馬路大’”。這是第一次聽說“馬路大”。以后我們漸漸知道了“馬路大”是關押在部隊監獄里作為“實驗材料”使用的人。這以后的數日，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來隊，石井部隊長命令少年隊列隊歡迎。植田經過我們面前時，沒看我們一眼就徑直去了特別班。

　　有一天上操時，上面通知禁止在ロ號棟的屋頂上操，因從屋頂可以看到ロ號棟院子里的人，但我們注意觀察沒有發現什么。后來有幾次在屋頂上操時，發現了一位戴著腳鐐的金發俄羅斯女人、孩子和中國人。

　　我所在的柄澤班歸屬第一課，是以試驗細菌毒性為名義從事人體實驗和活體解剖的部門。在ロ號棟里還有七棟、八棟兩所建筑，是關押中國愛國者的監獄，又是以人體實驗這種殘忍的方式屠殺他們的場所，內中還設有解剖室。這些人是日本特務機關、憲兵隊作為“特別處理”的對象押送到731部隊的。據我的了解，七棟的二樓關押著女性，一樓是監視被實驗者的看守室。我們進行人體實驗和活體解剖的目的是，檢驗我們制造的細菌的殺傷力程度，以及同疫苗的作用關系等。這一切都是利用活生生的人作實驗品，并進行活體解剖，來檢驗結果。我們使用的疫苗是731部隊自己開發的凍干疫苗(也譯作封閉疫苗)和外國制的疫苗。我參與的最初實驗是采血進行抗體價測定，然后注射疫苗通過血液測定抗體價，但為了對比有一人不注射疫苗，另5人被注射了菌數不等的鼠疫菌。

　　我是在1942年11月末，第一次參加人體實驗和活體解剖，使用的是鼠疫菌。我參與活體解剖的第一位對象是中國人、男性。直到今天我還清楚記得，這個人是由我采的血，是沒有注射疫苗的那個人。這位中國男性給人的感覺是頭腦清晰、有知識分子風度的人。我當時看了他一眼，他閉著眼睛，如果是被鼠疫感染的人臉色和身體會發黑。這個人裸體被放在擔架上，由特別班運送到解剖室。在解剖臺上他已睡過去。班副軍醫命令我先清洗，我就用水龍頭沖洗這個人的身體，再用刷子刷洗。因為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體解剖，我的手、腳都慢吞吞的，特別是刷洗面部時，我遲疑著沒有動手。一旁的課長手持解剖刀示意我“快，快”，我這才用刷子開始刷洗躺在解剖臺上、閉著眼睛的這個人。這個情節至今我還記得。班副軍醫用聽診器聽聽這個人的心音，聽診器一離開這個人的胸部，解剖就開始了。我負責把解剖后摘除下的臟器放入容器里，用準備好的培養基進行涂抹作業。就這樣不到兩個月的時間，我殺害了5名中國人。在解剖第三名被害者后，班長說：“喂，你好不容易一個人敢靠前啦!”活體解剖同時由幾個班進行，晚上回到宿舍的浴池后，隊員們就開始交談：“喂，你們今天撂倒幾‘根’”?

　　“我們兩‘根’”。為什么說‘根’呢?因為七棟、八棟關押的人都稱作“馬路大”，“根”數就是活體解剖的人數。活體解剖被殺害者的尸體，丟進特別設置的高煙筒焚燒爐里燒毀，連骨灰也不會留下。

　　和我同在第四部第一課的一位同僚，是一起來平房的千葉少年隊的朋友，他在大批量生產細菌時感染了鼠疫。我當時以為他被送進了醫院，其實他是被特別班收容，后來也被活體解剖。這次解剖同我也有關系。